【“将军大使”耿飚：战将出身的他，为何被调去搞外交？】

1950年10月19日这天，耿飚在身着铠甲的皇家卫队陪同下，搭乘瑞典王室专属的六驾马车抵达了王宫。

新中国驻瑞典外交使节以最高规格的礼仪，向瑞典外交大臣正式呈递了国书。这一外交仪式庄重肃穆，彰显了两国间的相互尊重。通过此次外交活动，瑞典被列入首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十八个国家之列。

耿飚将军为了这一特殊日子的到来，花费了近六个月进行周密筹备。

半年前的一个工作日，解放军第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飚正在处理公务，突然被工作人员打断：“耿副司令，杨司令员和李政委请您立即过去。”

抵达杨得志和李志民的办公室后，耿飚收到了一项出人意料的任命。中央已做出决定，将他调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大使，这一消息让他一时难以接受。

派一名军事将领处理外交事务？而且是去地理位置都不太清楚的瑞典？耿飚不禁怀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出了问题。

杨得志与李志民一致认为中央对耿飚的任命十分恰当，在众多军事将领中，他无疑是外交工作的最佳人选。他们理解耿飚对军队的深厚感情，同时宽慰道："想念部队时随时可以回来看看。"两位老战友由衷为耿飚的新岗位感到欣喜。

耿飚同志作为一名资深党员，始终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指示。在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参与指挥了水口战役、乌江强渡、娄山关攻占、大渡河强渡、泸定桥飞夺、张家口攻占、清风店战役、新保安战役和太原战役等重大战役，每次都是临危受命、勇往直前。当中央决定派他从事外交工作时，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唯一顾虑的是自己能否胜任，担心可能给国家的外交事业造成不利影响。

怀着忐忑的心情，耿飚抵达首都后下榻于华北军区招待所，并在数日内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会面。

耿飚与周恩来总理的最近一次会面发生在四年前，当时他作为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随同叶剑英在北平军调处任职。在此期间，周恩来直接负责国共和谈事务。随着国共关系恶化，耿飚在军调处的工作告一段落，随后他被调回晋察冀军区继续任职。

时隔四载重逢，总理依然神采奕奕，眉目间透出的自信与从容更胜往昔。他面带笑容与耿飚握手，详细阐述了外交领域的现状，同时说明了将耿飚从军方调任外交部的原因。

建国初期，外交工作面临巨大挑战，急需迅速开展。由于缺乏相关经验，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培养外交人才成为当务之急，这批外交官主要来自三个渠道：首先是具有国际视野和文化界背景的同志；其次是表现优异的高校毕业生；此外还包括曾在八路军驻重庆、西安等办事处工作，以及在中共驻南京、上海代表团和军调部任职的干部。

在北平军调部任职期间，耿飚以其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和坚定的政治立场赢得了总理的认可。尽管他在1946年的任职时间相对短暂，但正是这些突出表现促使总理亲自指定他由军方转调至外交部工作。

耿飚向总理表达了自己的顾虑，总理微笑着开导他："外交工作并非与生俱来的技能，我们都是在实践中不断学习的。姬鹏飞、黄镇、韩念龙、袁仲贤等同志都来自军旅，中央选派你们这些将领担任大使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相信你们很快就能适应这一角色，成为新中国首批将军大使。"

在总理的激励下，耿飚的自信心得到了显著提升。

总理很快为这批将官级外交官开设了特训课程，全面教授从餐桌礼节到外事流程的各项技能。在历时数月的密集培训后，耿飚被任命为新中国首位驻西方国家大使，赴瑞典履职。随后，中央政府又委任他同时兼任丹麦和芬兰两国的公使职务。

作为新中国首批外交官，耿飚将军的外交历程见证了国家外交事业的蓬勃发展。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中国建交国数量已从最初的18个跃升至182个，这一显著成果凝聚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智慧与汗水。

【耿飚对援助阿尔巴尼亚提出异议，毛主席：耿飚敢说真话！】

出身贫苦农家的耿飚，年少时便在衡阳铅锌矿开始童工生涯，逐步在工人运动中崭露头角，成为罢工和武装抗争的核心人物。大革命受挫后，他返回家乡着手创建农民武装和游击队伍，最终投身中国工农红军，开启了他持续二十余载的军旅征程。

耿飚因转任外交职务而错失了1955年的授衔机会，这成为他职业生涯中的一大遗憾。尽管他在1979年重返中央军委，担任常委兼秘书长，并在1981年出任国防部长，却始终未能获得军衔。这一特殊经历使他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唯一一位没有解放军军衔的国防部长。

作为一位资深军事将领，耿飚在外交领域展现出非凡才能。这种跨界能力的形成，很可能源于其丰富的参谋工作经历。从红一军团红3军9师参谋到晋察冀军区参谋长，他在多个重要岗位上的历练为其外交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耿飚在工作中展现出的细致入微，通过一则轶事得到了充分体现。

1956年，结束欧洲6年工作经历的耿飚被任命为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当年岁末，周恩来总理率团访问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在内的五个亚洲国家。在总理启程访印前夕，耿飚特意向其提出建议，认为若收到访问尼赫鲁故乡的邀请，最好婉拒。

听完汇报，总理露出疑惑的神情，追问道原因。耿飚解释道："克什米尔南部是尼赫鲁的出生地，尽管目前由印度管辖，但领土争端仍未平息。若您与尼赫鲁一同前往该地区，可能引发国际社会误读，认为中国在克什米尔争端中偏袒印度而疏远巴基斯坦。"

听闻此言，总理面露喜色，对耿飚的提醒深表谢意，称赞其建议颇具价值。更让他感到欣喜的是，耿飚已在外交领域展现出卓越才能，成为一位出色的外交人才。

印度与尼赫鲁随后发出类似邀约，被周恩来总理以恰当理由婉拒。巴基斯坦对此表示高度赞赏，认为中方在处理此事时秉持了公正不偏的态度。

1959年，耿飚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与阿富汗、尼泊尔、巴基斯坦、缅甸等国顺利完成了边界划分任务。

1967年，耿飚遭到了造反派的围攻，康生指控他在外交领域推行"三降一灭"政策，即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妥协，并试图压制人民革命。这一指控导致耿飚暂时离开了工作岗位。

1968年3月，在缅共武装斗争20周年纪念活动之际，毛泽东向周恩来询问缅甸事务的负责人。周恩来告知之前是耿飚在负责。毛泽东继续追问耿飚的去向，周恩来解释道，外交部曾提交一份关于耿飚"三降一灭"的报告，该报告目前由康生保管。

康生向毛主席汇报时指出，耿飚与黄镇存在"三降一灭"问题，并声称他们与中央的方针政策相抵触。主席为此专门询问了相关报告的具体情况。

毛泽东对这一答复感到不满，随即向康生询问报告的起草者。康生回应称会将文件呈递主席审阅，但主席摆手说道："不必了，实在看不过来。"

经过两个月的等待，中央领导作出重要指示："黄镇和耿飚为何也要被撤职？耿飚同志仍可任用，只需调整其大使职务即可。"这一批示为耿飚的重新启用铺平了道路。

随着九大临近，外交部提名耿飚和黄镇为代表，却遭到康生等人的强烈反对，被指责为"还乡团"复辟。在各方僵持之际，周总理凭借毛主席的批示，成功化解了争议。最终，耿飚与黄镇均获选为九大中央委员。

在九大结束后，耿飚重新履职外交部，受总理委派出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彼时，阿尔巴尼亚被誉为"欧洲社会主义灯塔"和"社会主义阵营在欧洲的战略要地"，这一任命的分量不言而喻。

耿飚履新阿尔巴尼亚后不久，便迅速察觉到两个关键现象：中方对阿的经济援助规模过于庞大，同时当地在利用这些援助资源时存在诸多不当做法。

耿飚在回忆录中提到，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规模相当可观。这个人口仅200万的国家，人均获得的经济和军事支持超过4000元。尽管其国土面积有限，我们提供的化肥厂产能却达到了每公顷400公斤，这一数字甚至高于我国耕地的化肥使用量。

耿飚强调，在实施对外援助时应当遵循国际主义精神，但需审慎处理。他提出两个基本原则：首先，援助规模必须与我国的实际经济能力相匹配；其次，应当针对受援国的具体需求提供帮助，而非无条件满足所有请求。他指出，若不加节制地给予援助，就如同将资金投入永无止境的深渊。

耿飚注意到，阿尔巴尼亚高层对中国形成了过度依赖，已习惯于坐享其成。该国共产党主要领导曾直言不讳地向他表示："中国拥有的资源，我们同样需要"，并质问道："除了向中国索取，我们还能指望谁呢？"

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发展进程可能因这种依赖性和惰性思维而受阻。虽然"耿猛子"近期经历了职位变动，但他依然选择以大局为重，主动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在接到耿飚的来信时，李先念感叹道："耿飚，你真是勇气可嘉，这种建议还是头一回有人提。"李先念对耿飚的做法表示高度认可，随即将信件呈递给主席。主席阅后称赞道："耿飚同志敢于直言，如实反映情况，确实是位优秀的大使。"

耿飚从周总理那里得知主席的评价后倍感欣慰，这充分肯定了他作为一名党员履职尽责的表现。

【小平同志发火：耿飚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

耿飚将军的一生被均等地划分为两个重要阶段：前半生投身战场，后半生活跃于国际外交舞台。

战争岁月里，耿飚经历了诸多刻骨铭心的时刻。1932年水口之战中，红九师师长身负重伤，三位团长相继阵亡，作为师参谋长的他临危上阵，手提马刀冲向前线，接任27团团长职务，成功守卫了中央苏区的南大门。1935年11月的直罗镇战役中，他不幸颈部中弹，伤势严重，险些献出生命。

在外交领域，耿飚对1997年香港回归记忆犹新。上世纪80年代，他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外事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全面参与了这一历史性事件的谈判进程，为邓小平同志提供了重要支持。

1984年，邓小平同志对他的批评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面对密集的质询，耿飚一时出现了疏漏。他当时身兼数职，既要参与两会期间的发言准备和提案审议，又得筹备即将到来的世界议联大会，同时还要负责接待来华的议联成员国代表团，工作强度极高。

耿飚用模棱两可的语气回应道："驻军的事或许未必会实施？"

稍作停顿后，他继续强调："自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驻军权作为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始终是维护香港稳定与繁荣的关键保障。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驻军权的行使天经地义。若连这项基本权力都无法行使，又怎能体现香港的领土属性？我们的立场既符合法理，也经得起实践检验......"

当邓小平向媒体阐明中央立场之际，耿飚仍对事态毫不知情。彼时他正在万寿宾馆陪同外宾，却意外接到彭真委员长的紧急通知，要求其立即前往人民大会堂。

耿飚的随行人员外出用餐期间，他因找不到专车，便临时搭乘了附近的一辆普通车辆，独自快速抵达了大会堂。

耿飚接到彭真神情凝重的指示：鉴于香港媒体对驻军议题的报道引发邓小平同志强烈不满，必须认真处理此事，近期不得外出。

耿飚返家后，经过两天的深思熟虑，向中央递交了检查报告。

经过两天的深思熟虑，我承认自己发表了"解放军无需驻港，港人也可不承担军费"的不当言论。这种说法完全缺乏依据，且未考虑可能产生的后果，属于重大失言。我的错误言论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邓小平同志对我的批评既准确又必要，我由衷支持。我将以此为戒，重新学习提升政治素养，以严谨认真的态度投入工作，把邓老的教诲时刻铭记于心。

耿飚将军在检查报告中未就事件进行辩解，也未突出客观条件，而是诚恳地反省自身。这一行为充分展现了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勇于认错、光明磊落的高尚品格。

所幸耿飚的这次疏失并未对香港回归进程造成实质影响。邓小平的严厉表态反而促使中英双方迅速解决了驻军争议，为长期僵持的谈判画上了圆满句号。

周南明确表态："此事无需再议，我们多次强调，国防事务应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香港驻军势在必行。邓主任对此已表达强烈不满，你何必继续坚持？中方在这一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不存在任何商榷空间。"

在收到这一答复后，伊文斯不得不沮丧地离去。从那时起，英国方面在后续的谈判中始终未再提及这一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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